虽然他没有做成医生，却养出医生的习惯，尽量让双手保持干爽洁净。可我觉得他这个习惯是天生的，因为他的解压方式，就是整理和打扫。
他喜欢家里像个博物馆，家私摆放有序，纤尘不染，恨不得用玻璃罩将所有摆件装饰罩起来。
只要我在客厅看书、上网，无论做什么，他的目光就会紧盯地毯，找到一根头发都有成就感。最开始我也小心翼翼的，但是令人身心放松，甩开约束的地方，才叫‘家’嘛。
久而久之，我就被盯习惯了，而今我喜欢趴在天鹅绒的沙发上，一边捏着起司三明治一边看书，完全可以无视他。
除了热衷保洁，孟老师还特别抠门，事例如，我在拍摄杂志时认识的主编，从法国寄来两盒名牌巧克力，有世界上最漂亮的巧克力的美誉，一磅要一百美金。
再漂亮的巧克力，仍需要人品尝，就算你不吃掉，它也会过期。可孟老师呢，偏要当收藏品摆着，不让我吃，理由是，“你马上要到内地拍戏，嘴巴养刁了又买不到这个巧克力，怎么办？吃点超市买得到的。”
“我可以网购。”
他没有说辞了。
当我将巧克力盒上的丝带解开，他忽然灵机一动，“嗳，你不减肥的？”
“陈导讲我太瘦了！”
矛盾的是孟老师又很热心慈善，这方面从不吝啬，早些年做过慈善机构的会长。每年放寒假之前，他都要带着新年礼物，探访他捐助的视障儿童学校，次日我要赶行程，只能在前夜陪他一起将他的新专辑贴上盲文贴纸。
我留意到他有个小小的习惯，每贴一张贴纸，就在上面轻轻拍两下，一种嘱托似的。
第5章
在我签入孟生平的得胜影视公司之后，他便将我托付给他的老友张芳芳，我叫她“芳芳姐”。
芳芳姐从前是太丰娱乐的艺人总监，赫赫有名的金牌经纪人，她与太丰是和平分手，现任得胜的电影监制，以及我的经纪人。
虽则我们都是从太丰离开的人，但是称不得一声“好巧”，太丰集团本就占据香港这一方天地，你叫得出名字的歌星、影星几乎都是太丰旗下的艺人。正因这样，孟生平创立公司之初，已经瞄准内地。
在芳芳姐的安排下，我一年只接一部戏，她说一个演员要有神秘感，过度曝光自己就是变相贬值，越是少见的东西，才越有窥探的价值，越能给人带来新鲜感和惊喜，而我的形象非常适合走这样的路线。
孟老师也坦言，当初帮我‘脱离苦海’，还是因为他经纪人的一句感慨，“真是老天爷赏饭吃，她要是改行就可惜了。”
老天爷赏我的这一口饭，不是我有多么八面玲珑，是我身上有大银幕需要的味道，他说不上来，但他有一种直觉我在内地会吃得开，便想赌一把。倘若我做不成他的活招牌，就要做他的摇钱树，摇出的钱再拿去栽培他钟意的新人导演。
“你想让我去拍三/级片？”我错愕地问他。
“三/级片能挣多少钱？现在最挣钱的，是内地的ip剧，先雇个公司把你炒红，再叫你同时接三部戏，钱就到账了。”
“同时接三部戏，我没有累死，拍出来也会被观众骂死。”
“越多人骂你，你就越红，这是良性循环。”他接着叹一口气，“其实，你现今赚的，不如我的这个方案赚得多。”
听得我只想避开这个唯利是图的老男人。
不过，为时已晚，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已有三年，工作之外的时间，孟老师教我弹吉他、弹钢琴、作词作曲，他叫我不要闲着吃饱了就睡，要充实自己，但我有负所望，只学会了打麻将，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上一个除夕夜，我回了趟外公外婆家吃了顿团圆饭，又带上家里做的点心，回来陪孟老师过年，收到了他的利是（红包），我兴奋地拆开，里面只有十元，去年还有五十元呢！
堂堂一代天王偶像，给小辈包十元的利是，我怎好意思说给别人听？
他振振有词，“你懂什么，十元十元，十全十美，多美好的祝福。”
其实，去年年中的时候，我欠他的违约金已经结清了，然后我说想在上海租个房子，因为我喜欢上海的天气，和带着一点花露水香气的小资风情。
孟老师欣然同意，想得也很美，少了我，家里地板上就不会再有头发了。
我的第三部 电影杀青，习惯性地乘机飞回香港，落地才记起我进组之前，刚刚搬到上海。一想，孟老师家里也有我的生活用品，我就回去住上几天再说。
当我绕过别墅外的女儿墙，隔着铁艺门，就瞧见里头十分热闹，有好多各司其职的人，还有拍摄的设备。原来是有个电视台节目来做孟老师的专访。
我和孟老师从来没有否认过，我们住在一起的事实，只是尽量不提。因为即使现代人的观念开放，我与他也差着一辈，他还很明确地表示自己是不婚族，但毕竟是两个公众人物，非亲非故住在一起，总归是授人口实，所以我有了点积蓄，就准备搬出去。
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的目光齐刷刷投向我，我也只得拎起行李箱走进去。
孟老师反应自然地介绍起我来，还开玩笑说，“三年前，我是她的老板。三年后，我是她的奴隶，每天追在她身后说，‘小姐，能否把你的房间收拾一下？’”
玩笑过后，他有些认真地说我是个善良的好孩子，只要他把我看作女儿，我同样知恩图报。
在镜头前，我搭话，“亲兄弟明算账，我出场费很贵的。”
太阳落山，节目组收工，风卷残云般离去，孟老师的经纪人前去送他们，整间屋子忽然安静下来。孟老师一边将家私摆回原位，一边问我，“你晚上吃什么？”
我答随便，又说，“要不，我还是搬回来住吧？”
他惊奇地说，“你又被人甩了？”
“没有！”我坚决否认，并且强调，“我还没有要谈恋爱的打算，而且我和方柏安，是我甩他！”
他兴致不错地唱，“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雨……”
我想，等孟老师老了，等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没有亦可，顺其自然，反正我的名字叫‘亦可’，等我们渐渐无人问津，就可以一直住在一起，大年初一拜黄大仙，初二看赛马。我会为他养老送终，永远做个善良的好孩子。
从业以来，帮助过我的人有很多，证明我的运气太好，所以我想感谢的人太多，先顺顺思路，挑一个离我最近的人说吧——我的助理，她姓童，一般情况下我叫她“童童”。
童童是从我出道起，就陪着我一步步走来的人，她是太丰娱乐公司帮我聘请的助理，老家在成都，上中学时举家搬至香港，来得比我早，粤语说的却没有我好，得知我是内地人，一阵欢天喜地，跟我交流都是普通话，经常蹦出一、两句方言来。我的语言天赋不俗，还没有如歌中所唱“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”，已熟练掌握了川/普（四川/普通话），而且对她自家腌制的泡菜念念不忘。
当我告诉她，我要离开太丰的时候，她毅然选择跟我走。
离开太丰后，我接拍了陈易导演的古装奇幻电影《满月》，这一部电影是内地公司投资的大片，主演都是一线演员，与他们相比，我只是个小新人，但我又是所有女性角色中，戏份最重的一个。究其原因嘛，也不知道算不算是走后门，这一部电影的编剧老师，他是我的麻将牌友（其实是孟老师的好友）。我出演的这个人物，就是照着我的样子创作的。
当时，陈易导演心烦于找不到‘感觉对’的女演员，编剧老师就对他说，“我带你见见惠儿。”于是，他把陈导带到孟老师家里来见我……
电影点映的日期确定了，我特地买了两张票，邀请童童一起来看。电影中，惠儿最终是死了，拍完这场戏的时候，我领到了一封红包。听到童童拆纸巾擦眼泪的动静，我是困惑的，故事情节好像没有这么催泪。
不等影厅亮起灯来，我戴上帽子和口罩，撤离现场，坐车上路，才有机会跟童童谈谈心，她说，“小可，我觉得你脱胎换骨了。”
“真的吗？”我觉得她一脸‘我家小可真争气’的表情，有点傻气。
她“嗯”一声说，“我很高兴，像余高幸一样高兴。”
余高幸，偶像派（是他自称的）青年男演员，我的好友。
他出生在九大古都之一的山西大同，父母原本想给他起名叫高兴，却遭爷爷奶奶的嫌弃，便将‘兴’换成‘幸’，寓意是希望他未来每一天高高兴兴，美满幸福。
他和我一样，不是表演专业科班出身，面试过很多剧组，被一家经纪公司看上，但是只给他接一些草台班子的戏，他以为自己要演上好几年的小角色，才有出头之日。
然而，鸿运当头照，躲都躲不开，大好年华的他，把握住了一夜成名的大绝招——命。
有一部小成本的电影找上他，他没遇见过这么好的剧本，全情投入，让自己的灵魂短暂地燃烧起来，最后凭借这一部佳作，一跃成为金桔奖史上最年轻的最佳男主角。
一时间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，果敢地站到了行业内的众人眼前。
之后，陈易导演选中他出演电影《满月》。
余高幸是戏份最多的男性角色，我是戏份最重的女性角色，所以有不少的对手戏。初来乍到，我们两个人都很腼腆，面对着面吃盒饭吃多了，才解放天性，敞开心扉。
可是，这个盒饭通常是他眼巴巴地看着我吃，他的角色需要他瘦出仙风道骨之感，因此他格外痛苦地减肥，脑子里除了台词，只有唱着，“手里捧着窝窝头，菜里没有一滴油……”
魔音灌耳，才懂孟老师的珍贵。
他来来回回地唱这么两句歌词，我不胜其烦，终于做出一件使我们的友谊迅速升温的事情——我偷偷藏下了一份鸡腿饭。
那天晚上，他像一个烟民寻到大烟馆一样，摸到我的房间门外，一边鬼鬼祟祟地张望着，一边敲敲门，我警惕地开门放人进来。
他吃完一整盒的鸡腿饭，打个嗝，开始思考人生，“你说，当初我想养家糊口，才进这一行的，如今我好不容易赚了点钱，却连一口鸡腿都吃不上，我到底得到了什么？”
我不知道他到底得到了什么，但我从他身上参悟出，人还是不能吃得太撑，容易胡思乱想。
第6章
《满月》的票房成绩亮眼，离不开大手笔的投资和后期宣传，更是所有参与电影制作的人的功劳。
余高幸凭他既有特点，又没有攻击性的脸，博得绝大部分观众的好感，我也重新回到大众视野，收获了许多的褒奖，但我心知，出于对我心态的保护，我身边的人不会让我听到不好的评价。
电影宣传期间，我和余高幸经常赶同一个行程，收工再一起吃顿饭，即便至今没有再合作，只要我们在同一个城市也会见见面，被路人偶遇已不是新鲜事。
狗仔只登过一次我和他的绯闻，没有激起什么水花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暧昧气氛，比同性之间更容易捕捉，而我和余高幸坦坦荡荡，玩得再晚仍然各回各家，看不到任何超速发展的潜质，牢牢搭建起酒肉朋友的情谊，他们便不再把精力浪费在跟踪我俩守在马路边等烧饼出锅上了。
烧饼店的具体地址就不说了，当时余高幸听信传言，带着我去一探究竟，按我的口味来评价就是：还行。
尽管被狗仔放弃，却不妨碍粉丝朋友们喜欢把我和他凑成一对。
我是不介意，余高幸也无所谓，可他的经纪人和我的芳芳姐一致认为要避嫌，所以前年一整年，我与他形同陌路，不是友情破裂、分道扬镳，是从三天两头约饭，转型成‘见光死’的网友，而且是地下网友，因为芳芳姐说，“你们最好连微博都不要互动。”
直至，余高幸有幸认识了乔思思，也想将她介绍给我认识。第一次听到乔思思这个名字，我是陌生的，上网搜索才了解到她是内地的电视剧演员，与我同龄，出道五年，在她出演的首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，我已搬到香港，对内地的电视剧关心甚少。
不管如何，余高幸要介绍朋友给我，我是非常感兴趣的，一则，我不是没有遇到过，只知道喝酒泡妞和摆架子的男性同行，以及脾气非常可怕，一上午抽光一包烟的女性同行，甚至有将不满发泄在工作人员身上的人。我晓得无论身处哪个行业，总会碰上不尽人意的同事，他们不打扰我，我也不干扰他们。
二来，我在圈中的朋友寥寥无几，所以我很珍惜余高幸，他不需要我努力把目光放在他的优点上，才可以合作下去，他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，如此珍贵。他想让我结交的人，肯定是不会差的。
果不其然，我与思思一见如故，沆瀣一气，不是，趣味相投，无话不谈，撤三岔五要约着出门下馆子，或者她来我家里蹭wifi，一起熬夜刷美剧。
冬天来了，没有人再阻止余高幸加入我和思思的火锅局，可能是相信三角形的稳定性，开个玩笑，应该是我与余高幸各自有新的‘对象’。
有些微妙的是，当初他们要我与余高幸避嫌，却不用我们直接在镜头前发誓永远不会成为恋人，是不是担心某一天，我真的和余高幸在一起？
如果是这样，我认为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，我们不是对方那杯茶。
虽然我不能下定论，我喜欢什么样的人，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轮廓，但余高幸的理想型是非常坚定、清晰的，而我是怎么知道的呢，这件事情，就像孟老师说的‘有妙趣’，可我该从哪里开始讲起？
我写写删删，想不出如何描述，才能达到我要的递进感，说来好笑，我又不是作家。不过，我的性格就是这样，如果我可以把一件事做好，那么一定要把它做好；如果预想中就做不好，干脆躺下睡一觉，也比白费力气有意义。
于是，我拿起手机来偷一会儿懒，也找找灵感，偶然看到余高幸的采访，记者问他，如何评价你的损友汤奕可？
余高幸说，“她……不算损友，她从来没有损过我，对我只有肯定和鼓励，这一点值得我向她学习。”
从来没有吗？我想着，好像有一次的，可能是因为只有那么一次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。
我豁然开朗，可以从这里讲起！
时间是去年的年初，我接到时尚杂志举办的慈善晚宴邀约，但前一天，我还在另一个城市，出席一个腕表品牌的剪彩活动。到了晚宴那一日，我是一大早起床，飞来首都，又从中午开始化妆吹头发，生生把我困得睁不开眼睛。
傍晚六点多，都怪车行得四平八稳，我头上还夹着几个定型的发夹，也能打起瞌睡来。
到达举办晚宴的酒店，一眼望去全是举着相机的媒体记者们，黑压压的，后头还有两架高高的摇臂摄像机，另一侧是宽敞而冷清的红地毯，等着人来走，我的呵欠就咽了回去，彻底醒了。
走过红毯，结束采访，在礼仪小姐的引领下，我走进晚宴大厅，穿过西方酒会式的布置，来到距离舞台最近的长桌，她跟我说，这里的座位我可以随意选。
在或端庄地寒暄，或谈笑风生的众人之中，我看见了西装革履的余高幸，便朝他走过去，他抬头见是我，却问着，“这是哪路仙女下凡来？”
我答，“南贺路179号国惠大酒店来的。”
他笑起来，帮我拉开椅子，我顺势落座在他的旁边，不敢懈怠心神，周围都是摄像机，即使他们尽量藏在暗处，仍用着镜头记录下所有人的衣着打扮，脸上的笑容和轻轻的声音，比高脚杯相碰还要轻，他们聊着近况，满溢赞美之情。
我想是因为他们之间还不太熟络，相熟的人，大概会像我和余高幸这样，感觉是来蹭饭的。
真的，他已经抓上第三把坚果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