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三回毛泽东智胜当局李大钊拜会总理（下）
安源罢工胜利之后，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六千名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。当时，长沙县官府大搞土木工程，强迫泥木工人“尽义务”，造成大量工人生活极端贫困。对此，毛泽东义愤填膺，多方奔走呼号，组织泥木工人为“争取营业自由权，争取工资”而罢工。毛泽东每天为《大公报》撰文，报道罢工消息，争取社会各界声援。但长沙县公署拒绝接受工人的条件，并张贴布告，污蔑工人中有“暴徒”，并扬言要“依法严加惩办”。
毛泽东不畏强权，毅然率领数千名泥木工人开进县公署，请愿示威。毛泽东身穿灰布长衫，站在队伍中间指挥。他手持一枚口哨，吹一声口哨，工人们喊一句口号。工人们情绪高涨，“要工钱，要吃饭”的呼喊声响彻云霄。知县周瀛干吓得满头冷汗，龟缩在屋内打电话，频频向省政府求援。午后，省政府政务厅长吴景鸿赶来解围，答应与工人代表协商。次日，毛泽东亲自担任泥木工人首席代表，率领数名工人到省政务厅同吴景鸿谈判。毛泽东据理力争，经过三小时谈判，迫使吴景鸿答应由泥木工人出具呈文，申明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之要求，交省长赵恒惕审批。毛泽东当场将谈判内容记录在案，并连夜起草呈文。
第三天，《呈省长文》在长沙《大公报》发表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。毛泽东在呈文中采取“以彼之矛，攻彼之盾”和分化打击的策略，特别指出：“营业自由，载于宪法；劳工流汗，理应付薪；工价之争，咎在县官。今长沙县知事悖逆情理，拒不付薪，实属违反宪法，阻抑工情。既蒙省长维持，又承政务厅长照允。请省长明白批示，以安人心。”理直气壮，义正词严；赵恒惕不得不照此批准。至此，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完全胜利。
数月后，毛泽东又发起并主持了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，全省三十多个工会组织均派代表参加。与会代表一致赞成组建全省工团联合会，随即又召开联合会代表会议，毛泽东被推举为主席。联合会发布宣言，通电全国，产生了极为强烈、广泛的社会影响。
毛泽东抓住有利时机，召开中共湘区委会议，决定采取先发制人之策略，利用赵恒惕颁布的省宪法，展开积极的说理斗争。1922年12月11日起，毛泽东率领各界工会代表三十余人，分别会见长沙知县、省政务厅长和省长赵恒惕，就言论、结社、集会自由，工会的权利、地位等问题展开谈判。迫使赵恒惕承认：“工人的合法权利，完全有效，不受任何限制。”
工人的要求基本解决，权利得到有效维护，毛泽东成了深受工人爱戴的领袖。何以见得，有诗为证。时任《湖南通俗报》主编的谢觉哉赋诗赞毛泽东曰：
领袖群伦不自高，静如处女动英豪。先生品质难为喻，万古云霄一羽毛。
的确，毛泽东胆识过人，谋略超群；但却成了赵恒惕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赵恒惕如鲠在喉，对左右官吏道：“湖南有一个毛泽东，便让我寝食难安。如果再来一个毛泽东，我将丧失立足之地。”遂谋划罗织罪名，缉拿毛泽东。
毛泽东的领袖才干，赢得了陈独秀的青睐，发出一份电令，调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中央局的工作，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委书记一职。毛泽东安排好区委工作，告别杨开慧，离开清水塘，秘密前往上海。此时，长沙街头已贴出赵恒惕悬赏缉拿“过激派”毛泽东的布告。暂且不表。
再说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，利用军阀吴佩孚伪装民主，宣称“保护劳工”，“赞成劳动立法”的机会，迅速建立和发展了京汉、津浦、京奉、京绥、陇海、正太等六条铁路的工会组织。其中仅京汉铁路全线就有十六个工会，三万多名会员。经过半年多的筹备，党领导下的筹备处计划于1923年2月1日，在河南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。参加大会的各地代表近三百人陆续抵达郑州。中共北方区委对此次会议非常重视，特派张国焘、陈潭秋、包会僧、林育南等人出席。
京汉铁路纵贯河北、河南和湖北三省，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，具有重要的政治、经济和军事意义。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，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，又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经济掠夺的大动脉。工人开展斗争，将直接威胁到吴佩孚和帝国主义的利益。
工人代表云集郑州，使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极度恐慌。他当面与工人代表握手言欢，表示支持；转身便打电话向吴佩孚告密，请求武力干涉。吴佩孚闻讯，急忙赶到郑州坐镇指挥，企图以武力予以阻止。
2月1日上午，吴佩孚派出大批军警，荷枪实弹，在全城戒严，下令禁止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。然而，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不畏强暴，毅然决然地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拦，进入会场——普乐园剧场——参加会议。在“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”，“劳动阶级胜利万岁”的口号声中，京汉铁路总工会宣告成立。
吴佩孚闻讯恼羞成怒，命令军警严密包围会场，强行解散会议，捣毁总工会，殴打、驱赶与会代表。警棍狂飞，枪托猛砸；不少代表被打的头破血流、倒地呻吟。主持会议的林育南、陈潭秋当即立断，为了避免过多的流血牺牲，保护工会干部，命令各位代表迅速撤离会场。
是夜，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，决定将总工会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，并决定三日后举行京汉铁路全线总罢工。
2月4日，总工会一声令下，京汉铁路全线三万多名工人举行总罢工。顷刻之间，一千二百公里铁路陷于瘫痪。
京汉铁路大罢工在政治、经济上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吴佩孚。汉口英国领事匆忙召集会议策划镇压的办法，唆使北洋政府以武力镇压工人运动。2月7日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，吴佩孚调集两万多名军警，在汉口、长辛店、郑州等地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。五十余名工人惨死在军阀的枪下，三百多人受伤，一千余人遭到逮捕、开除，各级工会组织被全部封闭。
是夜，北风呼号，雪花漫天。江汉分会委员长、共产党员林祥谦被捕，反动军警将他绑在车站站台的木桩上，严刑拷打，威逼他下令复工。林祥谦断然拒绝，昂首怒喝道：“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工不可复。”军警乱刀斫下，林祥谦英勇就义。在武昌，工团法律顾问、共产党员施洋被杀害。在吴佩孚的血腥镇压下，京汉铁路大罢工以失败告终，工人运动跌入低潮。后人有诗议之曰：
京汉铁路大罢工，热血喷洒染雪红。只因军阀举屠刀，致使正义泣腥风。
大罢工失败后，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了《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》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了《告全国工人书》，揭露吴佩孚的反动面目，号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，打倒军阀，反对屠杀。同时，血的教训使共产党人认识到，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，不能单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，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阶级、党派、团体，组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，以反对强大的敌人。
其实，早在中共二大会议闭幕不久，共产国际派遣马林来华，指示中共应与国民党合作，引起了重大的意见分歧。中共中央在西湖召开特别会议，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之事宜。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、李大钊、张国焘、高君宇、张太雷和马林等人。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，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，以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。会议经过两天激烈的讨论，最后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，确定了国民党如能改组，共产党员就可以加入国民党，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原则。会后，中共中央先后派李大钊、陈独秀、林伯渠等人，在上海与孙中山、廖仲恺及国民党领导人会晤，以促成两党之合作。
再说孙中山自陈炯明叛变，从广州脱险后，回到上海即病倒在床。原来，孙中山投身革命几十年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致积劳成疾，患有严重的胃病和肝病。此次陈炯明谋逆，使孙中山怒气攻心，病情加重。养病期间，孙中山回想往事，感慨万千；自己为救国救民，无悔无怨；最痛者莫过于亲信反叛，使大好形势毁于一旦。他在极度苦闷之中，意识到国民党内部成份复杂，各存异志，必须予以彻底整顿，于乱中求变，探索一条新的出路。他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向，从中受到了新的启迪，对俄国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指示廖仲恺与苏俄建立电台联系，期盼能从俄国的革命斗争中学到经验，希望苏俄能提供政治、军事援助。
一日，孙中山正在寓所筹思新的出路，忽报李大钊前来拜访，遂抱病起身相迎。李大钊道：“惊闻总理贵体欠安，特代表中共中央，向总理表示慰问。”孙中山笑道：“承蒙挂念，深表谢意。”入座，敬茶毕。孙中山道：“李先生乃学界旗帜，思想精英。今日光降，必有指教。”李大钊道：“指教不敢当，合作有真诚。我党愿与总理真诚合作，共建大业。”孙中山道：“欢迎之至。”李大钊道：“我党的行动纲领与总理的三民主义不谋而合，在打倒军阀、统一全国方面完全一致。如能携手共事，必能加快革命进程。”孙中山道：“我完全赞同你的主张，也已与苏俄政府建立了联系。所虑者我党内部鱼龙混杂，人心难测。”李大钊道：“恕我直言，贵党只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，组织纪律太差，不少人追随总理只是为了达到个人私利，而并非真正献身革命。”孙中山感慨道：“先生所言，一语中的。文自愧缺乏识人之明。”李大钊道：“此非总理之过。总理乃坦诚君子，圣德高隆，用人不疑，难免被奸徒蒙蔽，暗中为祟。如陈炯明之流忘恩负义、公然反叛，此乃小人之奸诈，而非总理之过失。”孙中山叹道：“鉴人之道，何其难也！”李大钊道：“鉴人之道，固然深奥。但若试之以权、色、禄、爵，其本质立现。盖权势、色情、金钱、地位乃人之四欲，也是人性之四大弱点。不为官爵、权势所动，不为金钱、色情所诱者，方为志士；敢于献身真理、追求民族解放者，必是仁人。”孙中山闻言大喜，击掌赞道：“与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，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。敢请先生常伴左右，随时聆听教诲。”李大钊道：“能追随总理成就国共合作大业，此亦吾之所愿。”激情所至，两个伟人的巨手紧紧相握，国共合作大计初步达成。二人重新落座，就“振兴国民党以及振兴中国”之主题推心置腹，促膝长谈，遂结为挚友。
数日后，孙中山亲自主持，为李大钊举行了加入国民党的仪式。随后，经李大钊介绍，陈独秀、蔡和森、张国焘、张太雷等中共领导人先后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，从内部帮助孙中山，推动国民党的改造工作。这才是：反帝爱国结同志，打倒军阀靠合作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